小小的汉字改动带来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本报记者昨日采访了数位专业人士，力图从前几次文字改革中寻找答案。

　　“文字的改革，历来都是社会争议的焦点。”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李诚回忆，新中国成立后关于简体字的规范曾有两次。每一次，都引发了强烈的争议。

　　第一次是在1964年，当时，国家公布了92个简体字及40多个偏旁的简化样式，繁体字被叫停。一时间社会舆论沸腾，无数专家、学者上书，要求恢复繁体字。然而，由于此次规范的简体字字形都是对过去的整理和总结，大多数简体字早已是大众所熟悉的，因此，即使几十年后，恢复繁体字的声音依然还在，但已难形成气候。

　　社会舆论最热的一次是在1977年，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拟定了《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以下简称《二简》)，收录了853个简体字，并在全国试用，次年教育部要求全国统编教材一律试用新的规范字。

　　这一次社会的“反对”声浪之高，完全出现了一边倒的局势。“不仅学者，普通的老百姓，只要是会写几个字的，都骂不合理。”语文老师蒲体超告诉记者，当时《二简》中很多字超出了老百姓的接受度。例如，“展”字被简化成了一个“尸”字下面加一横；“道”字中的“首”也被简化成了“刀”。语文老师甚至不知道该怎么跟学生讲，每个字都讲不出造字的道理来。

　　1986年，国务院通知废止了《二简》，宣告了第二次简化字规范的失败。

　　从这两次改革和规范中，蒲体超认为，社会不是没有接受度的，公众是否接受修改建立在“实用性”的基础上，“改还是不改，关键看值不值得”。而从现在修改的44个字来看，他认为并没有到非改不可的地步。

　　新都区一位公务员称，改还是不改，要建立在当今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发展状态基础上，一个小小的调整，如果将带来经济的巨大损耗，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本报记者 汪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