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朝是汪曾祺先生的女儿,在中国日报工作。今日她给我电话，问我是否收到她寄来的友人怀念汪曾祺先生的文集，我说收到了。在电话里，我们就像熟悉的老朋友，很亲近地聊起来。其实，我们还没有见过面。这一切，都源于她的父亲汪曾祺先生。那本文集是她编辑的，收入了我的一篇文章，怀念汪先生的，写于1997年。
我记得当时有一位副部长看了这篇文章后对我说:你写得太感人了。要是有一天我死了，你能给我写这么一篇文章吗？
我就想，您什么都有了，什么都想占有，就连死，也得比别人风光。我心里一种厌恶，可是我却说：您别死，也别找我写这种文章。
苍 茫 时 刻
又掉雨点了，对面楼上有关窗的声音。我从阳台上望着院子里的草坪和几棵柏树，那里传来鸟的鸣叫。从知道汪曾祺先生去世的那天，每天晚上,我都在这里站上一会。一个经常拨响的电话号码从此不再拨了，就觉着北京的天空少了一块。
四月中旬我打电话给汪先生，他告诉我他手头的活要忙到月底，那时再让我打电话催他稿子。等到五月三日一上班，我又给先生打电话，家里说有个笔会把他叫走了。
这次，他真的走了，走的太远，让我们永远无法找到他——我看见了讣告。假如我知道那就是他最后的声音，我就不会放下电话。
现在一切都过去了。人是不能后悔的，因为没有时间后悔。许多朋友都认为我和先生交往很深，其实，作为编辑，我并没有编过先生的稿子；作为学生，我并没有被学校派到他的门下做研究生；先生以美食家著称，作为朋友，我也没吃过他烧的菜，可是我与先生谈话从来不用多说就互相明白。
我每次去看望他，他总是先问我的生活好不好？然后就海阔天空，东南西北了。书画文章、风土人情，全是好玩的事。有一次与先生闲谈，他说，文人要少聚堆，多写作。人一辈子能留下一句话，也就算为历史添砖加瓦了。毛泽东不就是一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吗？”屈原也就是一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求索。”
先生也说过一句，中国人都知道。我说。
什么？汪先生望着我，他的目光炯炯闪烁。
人一走，茶就凉……我唱了一句阿庆嫂。
嘿！萌娘，汪先生笑起来，他笑得身上颤动起来，他说，你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其实我知道，在先生毕生创作中，他不愿提这出戏，至少先生认为这出戏没有施展他的艺术追求。但对我来说，在那个没有艺术的年代里，《沙家浜》却是照亮我童年的一缕阳光。至今，我在北京城里许多地方一听到这出戏的板弦锣鼓，那古城墙、什刹海、树木、小鸟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就使我倍感亲切，它使我的童年得以延续。
后来我在大学里读先生的小说《受戒》，一直到今天读先生的散文、绘画，所有这些作品的节奏、语言和它们表现的整个世界，都激动过我，它们都教给我一些美的东西，有的短暂，有的长久。
雨点敲打着树叶，这种天气最适合怀念。
许多年前的那个冬天，有人告诉我，汪先生在答某刊记者问时，谈到我的散文，他很赞赏。我听了半信半疑，因为那时先生并不认识我，虽然我早就听过他的课。后来我找到了那本刊物，果然看到先生谈我的散文，顿时心里一亮，我觉得先生是特别理解我的一个人。那天晚上，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地址是问来的。让人尴尬的是，我这个马大哈竟把“北京蒲黄榆”听成了“北京捕黄鱼”，信就这么寄走了。现在想想，真应该感谢这个送信的人。一个月后我收到了先生的回信，一见信封我的脸忽地热了，只见上面特别工整地写着他的地址，“蒲黄榆”三个字尤其清晰，地址后面写着他的名字：汪曾祺。
第二年春天我去南方开会，路过北京时专程去看汪先生。进了门，刚一坐定我就站起来说：真对不起，我去年给您写信，那个地址……
你喝茶，汪先生打断我，他说，走了那么远，先喝点茶。
很不好意思，我顾不上喝水又一次站起来说，那次写信封……
萌娘，汪先生说，我想像你就是这个样子，你长得就像你那篇《秋天的钟》。他说。他的目光清彻明亮，充满了善意和理解，好像一眼能望穿你。我明白了先生的意思，从此，我们永远没有再提起这件事。
那天先生送给我两本书和一幅白描水仙图。他说，我想来想去这幅画送给你最合适。这是一次喝酒之后画的，你看，那叶子有几分醉意是不是？我一直没舍得送人。
我这才知道先生还有一手好画。告辞的时候，他和师母一块送我到门口，师母突然叫住我，她说：坐了这么久，回去路又远，你是不是去一下卫生间？汪师母温文尔雅，她让我想到这大概就是汪曾祺之所以成为汪曾祺的重要原因。以后我每次去先生家，汪师母都要在临走时对我说这么一句话。
那年夏天，中央电视台请我谈谈汪先生的文章，我怕说不好，因为我不哲学也不理论，可我还是答应了。我想我理解先生，先生的文章令人读来很舒服，因为在他的文字中有足够的空间和空气。人都说汪先生文章以语言和知识面见长，我倒觉得先生文章的锦绣之处更在文字流溢之间，如溪水流动，溪水所到之处，文字便生动起来。那溪水是什么？是智慧？还是情感？我说不清它是什么，可它什么都是；它们不是知识，它们又是所有的知识。
去年六月一个傍晚，我刚从广东采访归来，便带了些荔枝和霉干菜去看他，那时他已经迁到新居。那天晚上也下着雨，我一进门雨就大起来。那次，汪师母病了，她躺在床上，几乎不能讲话，当我握住她细瘦的小手时，她用一种汪先生才能明白的语言叫我的名字，那时我心里很难过。汪先生告诉我，现在他每天出去买菜。我说多走走好。我明白，这个家里并不需要先生做太多的家务，或许先生在朝夕相伴的妻子身上感到了夕阳即将逝去吗？他不喝酒了，他每天出去活动，他是那么热爱生活。就是那天，我感到先生在努力着，他要努力用他那双富于创造的手，抓住落日的余晖。
记得有一次先生鼻子大出血，我正赶上，便和汪师母忙着为他上白药止血，不停地换冷毛巾冰在他头上，那时他弱得像个孩子，特别听话，目光流露着顺从和依恋。而这一次，汪师母躺下了，先生的背倒显得挺了一些，看上去，这位老人浑身散发着历经沧桑的光彩。我问他：
先生最近还画吗？
他顺手从写字台上拿起一幅画给我，你看，他说。那是一幅墨彩藤萝，情致、韵味恰到好处，细看上面题着一行字，我轻轻读出声来：
藤扭枝枝曲，花沉瓣瓣垂
为贺平作，丙子夏日 汪曾祺。
我特别惊讶：这是给我的？汪先生微笑着点点头。那是先生唯一一次对我用“贺平”这个名字。
这是什么时候画的？我问他。
今天下午。放下你的电话就画了。
先生说他最近画了不少画，他让我看挂在门厅里的那一幅，那是一幅很大的郁金香，鲜艳夺目。先生很少画这么大幅的作品，他问我感觉如何？我望着那画说，看上去先生精神特别好。
还能活是不是？汪先生大笑起来。
那天的雨和今天的雨很像，下下停停。从月季上淌下的雨水，在那个不复存在的客厅里，洗净了一方砚台，几支画笔。我就在那个客厅里与先生告辞。
以往都是他们老俩口送我，这次是先生一个人，走到门口他又叫住我：萌娘……
汪先生——我回头望着他。
你……要去卫生间吗？
先生的这句话让我心里又温暖又凄楚，这是每次汪师母说的话，现在是先生对我说了。
昨天，走过什刹海，雨中的湖面升起薄薄的烟雾，给对岸的房屋、树木披上了一层白纱。隐隐听见有人在对岸吊嗓子，喊了几声，忽然唱起了郭建光：
朝霞映在阳澄湖上，
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
我的心轻轻一沉，停下车朝对岸望去，雨中的树丛一片苍茫。我站在雨里，雨水顺着披风湿透了我的鞋子、裤角。十几年前，我给学生们讲《中国现代文学史》，讲到“京派小说”，讲到汪曾祺。如今，这位“京派小说”的最后传人离我们而去，“京派小说”便从此落下了帷幕。这个一双明眸，微微有些驼背的老人，这个从不想和当今文坛一争高下的外乡人，却在诗酒书画、谈笑风生之中，用他的笔征服了北京，以至更广阔的土地和时间。
窗外，雨大了起来，五月的雨落满我的眼睛。
或许，平日里忙起来很少去看望先生，现在也不觉得他已经离去，仿佛先生正在休息。而我正在写着的这些文字，那句回荡在什刹海上的京戏，只是汪先生的一个梦。我相信，他笔下的主人公们依然在他熟悉的城市和乡村里奔走，他们还不知道，曾以百倍呵护、千倍爱惜着他们的那双手，从此放下了永恒的牵挂，在1997年雨季来临的那个苍茫时刻。
1997年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