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学术经典：就是在时间的考验下，典范性、权威性之作。惭愧不已，没读几本大作，尤其领域内的所谓经典，虽闻大名，却未曾拜读。在导师的推荐下，还凭一个偶然的机会，才有幸得到这本《现代情报学理论》，读毕，果然有些“余音缭绕”的味道。
该书为严怡民教授及其博士所著，1996年版。严先生在武大情报学中也算上辈的旗帜人物之一，武大情报学今日之地位多半由这些老先生所奠立。对于这些做奠基性工作的人物，崇敬万分，毕竟是开山鼻祖。
收获颇多，首要的是让我加深了对所谓“理论”二字的理解。一直以来，这是学生之中纠缠最多的一个词之一，或褒或贬，或爱或恨，各说不一。最初，我们多为贬低痛恨理论，为主的是那时接触到的是“信息资源管理”、毛概等“理论”，单调乏味不已，特别是跟现实毫不搭边的特点，直接让我们这拨不学无术的孩子退避三舍，不敢亲近。待我们学了些专业的东西，对学科有了一定把握之后，特别是看到大师级人物无一不是理论高深型，终于我们对“理论”有了重新的认识，热爱尚不能，但对“理论”敬意大长。终于到了研究生阶段，选择理论方向不再稀奇。
玛莎·努斯鲍姆在《为什么实践需要伦理理论》中说：“日常生活实际充满了关于行为的理论，有些很成熟，有些却极端粗糙。其中有些是宗教理论，有些理论建立在传统和习惯的基础上，有些充斥着奇迹、占星术和新时期的有灵论。如果缺少哲学理论，人们照样生活着，他们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和非哲学的理论相符合，其中的一些可能进行了错误的思考并且是粗糙的，它们中的大多数受到个人的感知的阻碍。”而中国人是典型的多经验少理论，几千年的历史长河让我们足够丰富的体验和经验，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缺少理论上的集大成者，让我们可以在两千年的封建中原地踏步，特别是自然科学领域的理论乏力，更是让中国人在最近的几百年里饱受苦头。
作为学科理论研究，则可称为本学科的基石。情报学学生的诸多迷惑，首要的是对自己学科的认识不清。正如一帮小孩在踢球，都不知道自己该往哪个门射就开踢，其结果自然是糊里糊涂，乱作一团。关于情报学的归属，有的人在思考，有的人甚至没思考，总之对学科本身缺乏深刻的了解。而《现代情报学理论》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什么是情报、什么是情报学的问题。对于基本问题的解决，意义是非凡的。就像讨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把这种基本问题回答好了，才可能做好下一步的工作。有些人在尚不知大略的情况下，就去钻研他们的某项专门技术、某项很窄的课题，有犯舍本逐末的错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所谓理论基础，是指一门学科理论发展的根本或起点，即是发生学意义上的理论的逻辑起点。理论基础的研究属于基础理论研究范畴。理论基础的讨论，首先是哲学观，这方面最有建树的是布鲁克斯，他试图通过“三个世界”理论寻找情报学的哲学根基，为情报学的发展树立了“认识地图”和“体外大脑”的远大目标。哲学观的另一讨论是关于“情报”的属性问题。上世纪90年代，出现了情报到信息的转变，因为那个年代信息倍受推崇，情报自愿委身于人，终于到最后情报人发现，信息根本无法替代情报，于是现在又出现了情报学向“情报”回归的趋向。
关于理论基础的体系观问题的探讨，同样十分精彩。文中一下罗列了20种不同的情报观，从代表人物、情报概念、研究起点以及研究主线与内容四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蔚为大观。从这里会突然发现情报学的学术界居然也是如此兴盛，完全一派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面貌。萨瑞赛维克、维克利、米哈伊洛夫、约维茨等等无不都是代表性的理论大师，让人好深敬仰。总结情报学发展方向可以概括为三大方面：传播学方向、认知科学方向和决策学方向。最后严怡民提出情报学的综合发展方向——即是以交流-认知-决策三块的有机结合点为方向。
最为精彩的当属实践观的论述。首先是“大情报”观和“小情报”观。后者正是专指科技情报，也就是中国目前“正统”的情报，中国的情报之所以一直舍弃不了“科技”二字，大概也正是情报学发展最大的制约因素。这全源于中国最初嫁接的全是米哈伊洛夫的科学交流和科技情报的根基。情报摆脱不了文献、档案和图书馆，也是信管人最为诟病之处。而“大情报”观恰恰相反，给了我们无比广阔的视野，它把研究扩大到包括科技情报、经济情报、政治和军事情报、医学情报等复合领域。跨学科领域的一般情报学的建立，是以情报学跨部门的应用为前提的，约维茨、萨瑞赛维克所持的也是此种观点。
原本以为到了“大情报”了，基本上也就到底了，但它居然还是在“小过程”里！所谓“大过程”要求情报学在信息产业和社会信息网络的大背景中研究情报工作，这也是顺应情报工作在信息产业体系中融合发展的趋势。这回答了情报机构和大众传播媒介的功能定位问题，他们共同组成社会情报服务网络。分散性及信息交流传播媒介在技术组织模式上的模糊性，总结为社会情报活动的“混沌性”。这又回到了耗散结构、系统论的支撑。
那么如何区分一般信息活动和情报活动呢，理解情报的“决策性”本质可以回答这一问题。在这个基础上，辨别消息、数据、知识和情报关系的习惯性问题也迎刃而解了。另外从用户情报行为的角度看，同样得到情报活动“决策性本质”的结论。这一本质问题的确意味深长，何故我们隶属管理学、研究管理问题也都得到了圆满的理论支持。
布鲁克斯曾预言：情报学将成为社会科学的基础，就像物理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一样。国内也有学者认为，未来的情报学将像数学一样，成为各门学科的工具。这些美好的蓝图，我想既是情报学发展的目标，也是情报学发展的动力。
生命是灰色的，而理论之树常青。这是读罢该书最大的体会，也是近来关于学习的最大感触。
